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8月份,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4%,为今年的较低水平,农民工就业形势较好。
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农民工就业仍比较困难,尤其是50岁及以上的60后、70后农民工,工作负荷变重不说,收入还跟着锐降。“月工资从10000出头降到现在7000左右,妻子的工资从5000多降到现在的3000多,两人现在的工资总额只相当于原来一个人的工资。”湖北省西村一农民工表示道。
“观望等待”是常态,目前多数农民工家庭仍在按照“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绝不多花”的原则进行日常消费。
“薪资数额不确定、拖欠薪资,就业困难重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农民工平均年龄正在不断攀升,2014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3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17.1%。而在2022年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比上年提高0.6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从38.3岁到42.3岁,8年的时间,农民工平均年龄上升4岁,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提升了12.1个百分点。
高龄农民工变得越来越多的同时,这个群体还普遍面临着就业困难等现实窘境,而且他们的身上还肩负着较高的经济压力,“焦虑地等待寻找”在他们之中显得尤为突出。为此,多数农民工家庭目前还在按照“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绝不多花”的原则进行日常消费。
在对湖北省Y县4镇8村的农民工的调研访谈中,发现农民工就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就业不稳定,返乡待业农民工数量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7061万人,比上年减少69万人,下降1.0%;省内流动10129万人,比上年增加87万人,增长0.9%。农民工返乡趋势明显。
Y县中村村主任表示,2021年全村有1200人外出稳定就业,2022年这个数据降至不到900人,近30%农民工因各种原因、以各种形式返乡。返乡农民工中60%以上是阶段性返乡等待新的务工机会,不到20%选择返乡就业,10%左右返乡且没有稳定就业(包括部分滞留在家,尚未外出务工的),只有3%左右的返乡农民工已经或打算就近创业。
第二,农民工工作时间延长且收入降低。西村农民工A所在制鞋厂规模较大,有2000个多来自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的农民工,2022年因效益不好,以多种方式降低人工支出。一是裁员,每条流水线上年龄偏大、手脚灵活度较差的农民工均被辞退,平均每条流水线裁员20多人,占比达10%左右,结果分摊到流水线上每个人的工作量明显变多,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天提高到至少12小时/天;
二是放假,以往每月休息1天,现在每周休息1到2天,有时甚至工作半天休息半天,休息就完全没有工资,导致月工资明显下降;
三是轮休,工厂根据需要直接轮流关停整条流水线,农民工一次性放假15天,有的甚至放假1个月,放假期间没有任何工资。裁员、放假和轮休导致“闲的时候闲死,忙的时候忙死”,工作时间延长、工作负荷变重且收入明显降低。农民工A的月工资从10000出头降到现在7000元左右,妻子的工资从5000多降到现在的3000多,夫妻二人现在的工资总额只相当于原来一个人的工资。
第三,农民工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就业风险变大。表现在就业机会变少且不稳定、薪资数额不确定、拖欠薪资几个方面。石村农民工B已经56岁,与妻子一直就近在县城及周边工地务工,往年工作机会多,多数时候是事找人,且大多日结、事结工资。这两年工作机会明显减少,即使去了周边大冶、黄石找工作,收入还是明显下降,工资也不再日结、事结,而是每月发2000元左右生活费。
第四,从年龄群体看,中高龄农民工就业比较困难。50岁及以上的60后、70后农民工感受到明显的就业压力。一方面他们是工厂裁员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受到体力、技能的限制,再就业较为困难。同时中高龄农民工大多尚未完成“人生任务”,社会保障参与力度较弱,家庭再生产又要求其提高经济积累能力,所以他们中的多数处于焦虑中。南村农民工C今年58岁,在武汉、深圳、上海等地工地做仓管已有十几年,儿子尚未结婚。年初他去了深圳一处工地,但三月底被辞退返乡。因为视力不行、无法久坐、手脚不灵活等原因,在县城工业园、小作坊等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间歇性在工地做小工,机会少,压力大。
另外,据昕扬建筑劳务了解,由于大龄农民工存在体力跟不上、适应能力差、出事故风险大等一系列问题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此目前不管是企业还是工地,雇佣超过60岁的农民工依然持谨慎态度,不少企业甚至并不愿意招聘年龄偏大的农民工。
第五,从行业来看,建筑业就业困难农民工最集中。一是建筑业农民工数量庞大,受房地产和疫情影响较为明显;二是建筑业农民工大多年龄偏大、家庭负担较重,外加有一技之长且日工资高于普通农民工,导致他们工作粘性较大,更愿意返乡等待就业机会而不是尽快进工务工;三是工地务工本身具有阶段性和不稳定性,以往也经常处于等待和寻找新机会状态中,所以建筑工人更容易将当前就业困难问题“合理化”,一边焦虑地等待寻找,一边自我缓解压力。
第六,从区域来看,就业困难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务工大县,尤其是普通农业型村镇。对比发现,虽然大多数中西部农村都存在工商业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但是部分城郊农村、工业园周边农村、特色产业村镇存在局域性的相对丰富的就业机会。这些地区的农民工大多能够就近务工,且工作收入和工作预期比较稳定。而务工大县的普通农业型村镇的农民工返乡后普遍面临务工机会不多且不稳定、工资过低、创业渠道过窄等问题,返乡后大多赋闲在家、观望等待,因而压力和焦虑更为突出。
“债务不增加就可以,不敢奢求别的”
高龄农民工因为身体能力不足、职业技能不够等原因受到多重市场挤压,是当前返乡农民工中再就业最困难的群体。同时又因为他们大多面临子女上大学、买房结婚等大宗家庭开支,也是家庭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多数农民工表示:“这几年债务不增加、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大形势不好,不敢奢求别的。”
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家庭农民工家庭储蓄能力下降,家庭消费被压缩。他们仍按照“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绝不多花”的原则进行日常消费,同时普遍降低未来收入预期,调整或取消部分未来家庭安排,如延迟买车等。
房贷、车贷成为农民工家庭刚性支出,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农民工中有一大批已经贷款买房买车,首付款基本花光了积蓄,为了按时还贷,除了父母支持、亲朋借款外,有的农民工还临时通过信用卡、借呗等方式套现。总体来看,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能够及时足额还贷,但不少农民工表示如果就业形势持续低迷,断贷风险较大。
第三,少数农民工家庭存在困难,甚至需要借钱过日子。有两类农民工家庭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需要借钱维持日常生活,一类是较为贫困的特殊家庭,如有重大疾病、突发意外事故的家庭;一类是背负多重压力的家庭,包括家庭储蓄不足、劳动力数量少且收入不高、贷款压力较大、孩子养育开支大等。陈村农民工D表示,新冠疫情以来收入降低,2022年最严重,现在4000多元/月的工资,还完3500多元/月的贷款后,余额不够一家五口的日常开支,平均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缺口。两年多时间,在父母资助之外,农民工D共计向亲朋好友借款2万多元用于维持家庭日常开支。下村村干部表示,近两年村委会办公室每周都会收到几封邮件,都是各借款平台催促本村年轻人还款的法院传单。
“破局:工地/企业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夏柱智表示,在县域范围内可以实行阶段性的“以工代赈”工程,吸纳建筑业农民工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向他们倾斜。
另外,欠薪是农民工最担心的问题。政府需加大对工厂、作坊和建筑工地等的监督管理力度,提振农民工的就业信心,尤其是工资的及时足额发放。调研发现,2022年受疫情影响,作坊和工地拖欠工资、倒闭或停工后老板跑路等情况较往年有所上升,导致部分返乡农民工因担心拿不到工资而观望等待。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引导中高龄农民工转变就业观念、提升职业技能、拓展灵活就业渠道,强化相关社会保障功能。据昕扬建筑劳务不完全统计,在建筑领域,目前已有23省发文强调工人须“持证上岗”,同时未来还将实施开展工人技能水平等级与工资挂钩。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表示,首先,继续推进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确保将建筑业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保障超龄农民工的工伤权益;对于建筑业之外的其他超龄农民工,也要考虑相应的保障措施。其次,推动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于达到退休年龄而没有达到缴费年限的农民工,给予一次性补缴的政策,保障超龄农民工基本生活来源;加大国家财政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力度,借鉴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做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为超龄农民工养老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发挥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第三,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保障范围的基础上,将超龄劳动者也纳入其中。
原标题:《农民工就业的现状、特征与应对办法》——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夏柱智
来源:国家治理、昕扬建筑劳务综合整理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8月份,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4%,为今年的较低水平,农民工就业形势较好。
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农民工就业仍比较困难,尤其是50岁及以上的60后、70后农民工,工作负荷变重不说,收入还跟着锐降。“月工资从10000出头降到现在7000左右,妻子的工资从5000多降到现在的3000多,两人现在的工资总额只相当于原来一个人的工资。”湖北省西村一农民工表示道。
“观望等待”是常态,目前多数农民工家庭仍在按照“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绝不多花”的原则进行日常消费。
“薪资数额不确定、拖欠薪资,就业困难重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农民工平均年龄正在不断攀升,2014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3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17.1%。而在2022年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比上年提高0.6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从38.3岁到42.3岁,8年的时间,农民工平均年龄上升4岁,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提升了12.1个百分点。
高龄农民工变得越来越多的同时,这个群体还普遍面临着就业困难等现实窘境,而且他们的身上还肩负着较高的经济压力,“焦虑地等待寻找”在他们之中显得尤为突出。为此,多数农民工家庭目前还在按照“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绝不多花”的原则进行日常消费。
在对湖北省Y县4镇8村的农民工的调研访谈中,发现农民工就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就业不稳定,返乡待业农民工数量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7061万人,比上年减少69万人,下降1.0%;省内流动10129万人,比上年增加87万人,增长0.9%。农民工返乡趋势明显。
Y县中村村主任表示,2021年全村有1200人外出稳定就业,2022年这个数据降至不到900人,近30%农民工因各种原因、以各种形式返乡。返乡农民工中60%以上是阶段性返乡等待新的务工机会,不到20%选择返乡就业,10%左右返乡且没有稳定就业(包括部分滞留在家,尚未外出务工的),只有3%左右的返乡农民工已经或打算就近创业。
第二,农民工工作时间延长且收入降低。西村农民工A所在制鞋厂规模较大,有2000个多来自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的农民工,2022年因效益不好,以多种方式降低人工支出。一是裁员,每条流水线上年龄偏大、手脚灵活度较差的农民工均被辞退,平均每条流水线裁员20多人,占比达10%左右,结果分摊到流水线上每个人的工作量明显变多,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天提高到至少12小时/天;
二是放假,以往每月休息1天,现在每周休息1到2天,有时甚至工作半天休息半天,休息就完全没有工资,导致月工资明显下降;
三是轮休,工厂根据需要直接轮流关停整条流水线,农民工一次性放假15天,有的甚至放假1个月,放假期间没有任何工资。裁员、放假和轮休导致“闲的时候闲死,忙的时候忙死”,工作时间延长、工作负荷变重且收入明显降低。农民工A的月工资从10000出头降到现在7000元左右,妻子的工资从5000多降到现在的3000多,夫妻二人现在的工资总额只相当于原来一个人的工资。
第三,农民工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就业风险变大。表现在就业机会变少且不稳定、薪资数额不确定、拖欠薪资几个方面。石村农民工B已经56岁,与妻子一直就近在县城及周边工地务工,往年工作机会多,多数时候是事找人,且大多日结、事结工资。这两年工作机会明显减少,即使去了周边大冶、黄石找工作,收入还是明显下降,工资也不再日结、事结,而是每月发2000元左右生活费。
第四,从年龄群体看,中高龄农民工就业比较困难。50岁及以上的60后、70后农民工感受到明显的就业压力。一方面他们是工厂裁员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受到体力、技能的限制,再就业较为困难。同时中高龄农民工大多尚未完成“人生任务”,社会保障参与力度较弱,家庭再生产又要求其提高经济积累能力,所以他们中的多数处于焦虑中。南村农民工C今年58岁,在武汉、深圳、上海等地工地做仓管已有十几年,儿子尚未结婚。年初他去了深圳一处工地,但三月底被辞退返乡。因为视力不行、无法久坐、手脚不灵活等原因,在县城工业园、小作坊等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间歇性在工地做小工,机会少,压力大。
另外,据昕扬建筑劳务了解,由于大龄农民工存在体力跟不上、适应能力差、出事故风险大等一系列问题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此目前不管是企业还是工地,雇佣超过60岁的农民工依然持谨慎态度,不少企业甚至并不愿意招聘年龄偏大的农民工。
第五,从行业来看,建筑业就业困难农民工最集中。一是建筑业农民工数量庞大,受房地产和疫情影响较为明显;二是建筑业农民工大多年龄偏大、家庭负担较重,外加有一技之长且日工资高于普通农民工,导致他们工作粘性较大,更愿意返乡等待就业机会而不是尽快进工务工;三是工地务工本身具有阶段性和不稳定性,以往也经常处于等待和寻找新机会状态中,所以建筑工人更容易将当前就业困难问题“合理化”,一边焦虑地等待寻找,一边自我缓解压力。
第六,从区域来看,就业困难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务工大县,尤其是普通农业型村镇。对比发现,虽然大多数中西部农村都存在工商业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但是部分城郊农村、工业园周边农村、特色产业村镇存在局域性的相对丰富的就业机会。这些地区的农民工大多能够就近务工,且工作收入和工作预期比较稳定。而务工大县的普通农业型村镇的农民工返乡后普遍面临务工机会不多且不稳定、工资过低、创业渠道过窄等问题,返乡后大多赋闲在家、观望等待,因而压力和焦虑更为突出。
“债务不增加就可以,不敢奢求别的”
高龄农民工因为身体能力不足、职业技能不够等原因受到多重市场挤压,是当前返乡农民工中再就业最困难的群体。同时又因为他们大多面临子女上大学、买房结婚等大宗家庭开支,也是家庭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多数农民工表示:“这几年债务不增加、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大形势不好,不敢奢求别的。”
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家庭农民工家庭储蓄能力下降,家庭消费被压缩。他们仍按照“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绝不多花”的原则进行日常消费,同时普遍降低未来收入预期,调整或取消部分未来家庭安排,如延迟买车等。
房贷、车贷成为农民工家庭刚性支出,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农民工中有一大批已经贷款买房买车,首付款基本花光了积蓄,为了按时还贷,除了父母支持、亲朋借款外,有的农民工还临时通过信用卡、借呗等方式套现。总体来看,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能够及时足额还贷,但不少农民工表示如果就业形势持续低迷,断贷风险较大。
第三,少数农民工家庭存在困难,甚至需要借钱过日子。有两类农民工家庭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需要借钱维持日常生活,一类是较为贫困的特殊家庭,如有重大疾病、突发意外事故的家庭;一类是背负多重压力的家庭,包括家庭储蓄不足、劳动力数量少且收入不高、贷款压力较大、孩子养育开支大等。陈村农民工D表示,新冠疫情以来收入降低,2022年最严重,现在4000多元/月的工资,还完3500多元/月的贷款后,余额不够一家五口的日常开支,平均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缺口。两年多时间,在父母资助之外,农民工D共计向亲朋好友借款2万多元用于维持家庭日常开支。下村村干部表示,近两年村委会办公室每周都会收到几封邮件,都是各借款平台催促本村年轻人还款的法院传单。
“破局:工地/企业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夏柱智表示,在县域范围内可以实行阶段性的“以工代赈”工程,吸纳建筑业农民工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向他们倾斜。
另外,欠薪是农民工最担心的问题。政府需加大对工厂、作坊和建筑工地等的监督管理力度,提振农民工的就业信心,尤其是工资的及时足额发放。调研发现,2022年受疫情影响,作坊和工地拖欠工资、倒闭或停工后老板跑路等情况较往年有所上升,导致部分返乡农民工因担心拿不到工资而观望等待。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引导中高龄农民工转变就业观念、提升职业技能、拓展灵活就业渠道,强化相关社会保障功能。据昕扬建筑劳务不完全统计,在建筑领域,目前已有23省发文强调工人须“持证上岗”,同时未来还将实施开展工人技能水平等级与工资挂钩。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表示,首先,继续推进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确保将建筑业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保障超龄农民工的工伤权益;对于建筑业之外的其他超龄农民工,也要考虑相应的保障措施。其次,推动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于达到退休年龄而没有达到缴费年限的农民工,给予一次性补缴的政策,保障超龄农民工基本生活来源;加大国家财政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力度,借鉴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做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为超龄农民工养老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发挥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第三,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保障范围的基础上,将超龄劳动者也纳入其中。
原标题:《农民工就业的现状、特征与应对办法》——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夏柱智
来源:国家治理、昕扬建筑劳务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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